他汀真相:证据为何与宣传不符
阿西姆·马尔霍特拉是英国心脏科医生,2001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,接受过介入心脏病学训练,长期关注心脏病预防、过量糖摄入与患者知情同意。本文整理自他与美国家庭医生马克·海曼的一期访谈。
他汀有一定获益,但获益没有宣传得那么大。把“胆固醇高”直接等同于“必须吃他汀”,还可能漏掉胰岛素抵抗、炎症、饮食和压力这些问题。
马尔霍特拉曾经积极开他汀,甚至会让急诊护士在心梗患者进入导管室之前就给药。后来,他开始追问:到底多少人能够受益?副作用有没有被充分记录?患者有没有听懂这些数字,再决定是否用药?
治疗83人、随访5年,1人延寿
首先要分清两种情况。
一级预防,是还没有发生过心梗,希望避免第一次事件;二级预防,是已经发生过心梗,希望避免再次发生。
两类人的基础风险不同,不能把同一个获益数字套在所有人身上。
马尔霍特拉引用的二级预防数据是:已经发生过心梗的人,接受他汀治疗约5年,每治疗83人,1人获得挽救生命或延长生命的获益;每治疗39人,1人避免再次心梗。
另一种呈现方式,是看研究随访期间的生存时间增加了多少。他引用的分析中,在这类高风险人群里,约5年研究期内生存时间增加的中位数只有4天多一点。这是对研究期内获益的统计表达,不能理解成每个患者都恰好多活4天,也不能直接当作一生的延寿结果。
对于一级预防,马尔霍特拉对所综述证据的结论更为保守:约5年内,预防非致死性心梗或非致残性卒中的绝对获益,至多约1%,而没有显示延寿获益。
用100个人来理解,就是大家服药约5年,大约1人避免相应事件,其余99人没有获得这一项预防获益。
海曼在访谈中估计,约75%的他汀处方用于一级预防。讨论“他汀有效”时,必须问清:有效的是哪个人群,减少的是哪一种事件,观察了多久?
“风险下降三成”,可能只是从3%降到2%
同一组数字,可以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。
假设发生某种事件的风险,从3%降到2%。相对风险下降约三分之一,听起来很大;但绝对风险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。
这意味着每100人中,原来约3人发生事件,治疗后约2人发生,相差1人。不能把“相对下降三成”理解成100个人里有30个人受益。
“需要治疗人数”说的就是:治疗多少人,才能让其中1人获得指定的额外获益。前面的83人、39人,都是在用这种方式呈现结果。
马尔霍特拉重视这样的沟通,因为患者决定是否长期服药,需要知道实际获益,而不只是听到一个很大的相对百分比。
循证医学也不只是照着论文开药。它包括最好的现有证据、医生的临床经验,以及患者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。有人愿意为了较小的获益长期服药,有人更在意副作用对生活的影响,这些都应该进入共同决策。
副作用影响生活,也可能让人难以坚持服药
马尔霍特拉提到,现实世界中,至少一半被开具他汀的患者,包括部分高风险患者,会在两年左右停止服药。调查中,不少人把原因归于肌肉疲劳、肌痛、脑雾或勃起功能问题。
结合不同资料和自己的临床经验,他估计,约20%—50%的患者可能在服药的某个阶段出现这类症状。这些症状不一定严重或危及生命,却可能影响日常生活。
他遇到过服药很多年才出现症状、停用后改善的患者。因此,已经吃了很久没有明显问题,也不能完全排除后来出现症状的可能。
访谈还提到他汀与胰岛素抵抗、2型糖尿病风险:马尔霍特拉引用的不同研究估计,约每100人或50人中,会有1人因用药出现2型糖尿病,相当于约1%—2%。
评估药物时,不只问“副作用会不会致命”,还要问“它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活质量”。
如果药物让人持续疲劳、疼痛,或者难以正常生活,就需要与医生重新讨论。一个人能否坚持多年服药,也会影响临床试验中的获益能不能在现实中实现。
试验开始前,哪些人已经被排除了
副作用记录,是马尔霍特拉质疑研究设计的重点。
有些试验在正式随机分组前设有“导入期”:让有意参加的志愿者先服药,之后再进入正式研究。
他举了心脏保护研究的例子:约6周导入期后,约三分之一参与者在正式试验开始前,以“不依从”等理由被排除。他把这种“不依从”解读为早期出现副作用,并批评:如果不耐受的人先被剔除,后面留下的就更可能是能够耐受药物的人。
用后面这批人的结果说明所有患者都很少出现副作用,就可能低估真实使用中的问题。他把这种研究安排批评为为了销售而进行的欺骗。
另一个问题是原始数据。论文发表的是整理后的结果,不等于每位参与者的完整记录都已经接受独立核查。马尔霍特拉强调,关于他汀副作用的全部原始数据,仍没有得到充分的独立评价。
两位医生也谈到,药企向监管机构提交的资料,与最终在期刊上发表的资料并不是同一回事。海曼指出,监管机构能够获得更多材料;马尔霍特拉则继续追问,是否真正重新分析了完整数据,还是主要依赖企业整理出的结果。
海曼还提出选择性发表的问题:没有显示正面结果的研究,虽然要提交监管机构,却未必在医学期刊发表。只读期刊上的结果,就可能看不到完整的研究范围。
资金也影响哪些问题能够被研究。海曼回忆与一位心脏科专家的交流:对方知道生活方式有效,却很难获得相应研究经费;研究药物,则能为科室和团队带来大量资金。马尔霍特拉把这种资助方向与商业利益联系起来,认为医学知识受到商业控制,是他汀获益被夸大、生活方式被忽略的重要原因。
他汀的获益,是否都来自降低胆固醇
马尔霍特拉对他汀的疑问,最初来自饮食研究。
他在2013年发表文章,质疑把饱和脂肪当作心脏病主要原因的解释。他对观察性资料和随机试验的解读是:饱和脂肪摄入与心脏病之间,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明确、一致的关系。
这让他进一步追问:如果饱和脂肪可以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,却没有呈现相应的心脏病关系,那么单独盯着低密度脂蛋白,是否抓错了重点?
他对弗雷明汉资料的解读是,除低密度脂蛋白极高的情况外,在把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纳入考虑后,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失去了预测冠心病的意义。因此,判断风险时不能只盯着这一项。
他与两位心脏科医生回顾了30多项降胆固醇随机试验,包括他汀及其他药物研究。他们的结论是,在低风险和高风险人群中,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幅度,与减少心血管事件之间都没有清楚、一致的对应关系。
马尔霍特拉因此认为,他汀的小幅获益主要来自抗炎、抗凝等作用,而不一定是降低胆固醇本身。
海曼补充了具体过程:他汀可以诱导一氧化氮合酶,帮助血管舒张,减轻炎症,保护血管内壁,也可能使斑块更稳定。这些作用,与单纯把一个化验数字降下来并不相同。
两人把冠状动脉疾病理解为慢性炎症过程,胰岛素抵抗、血糖和代谢问题会加重这个过程。只把它想成脂肪把管道堵住,就容易忽略这些因素。
75%的心梗患者,低密度脂蛋白并不高
海曼援引了一项覆盖约23.1万人、541家医院的资料:
- 约75%的心梗患者,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30 mg/dL(约3.36 mmol/L)。
- 约50%低于100 mg/dL(约2.59 mmol/L)。
- 约17%甚至低于70 mg/dL(约1.81 mmol/L)。
这些数字对应研究中被称为“正常”“理想”或更低的水平。化验单上的低密度脂蛋白数字看起来不错,并没有让这些人免于心梗。
与此同时,这批人的平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约为39 mg/dL(约1.01 mmol/L),平均甘油三酯约为160 mg/dL(约1.81 mmol/L)。海曼更关注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偏低、甘油三酯偏高的组合。
这种组合还与较小、较密的脂蛋白颗粒有关。在海曼的解释里,糖和精制淀粉摄入增加,会推动胰岛素抵抗、甘油三酯升高,以及颗粒数量和大小的不利变化。检查血脂,不应只看总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,还要看颗粒特征与代谢状态。
他还引用了另一组心梗患者的糖耐量检测:约三分之二存在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。这让他更加重视胰岛素抵抗。
马尔霍特拉补充了一项研究的亚组分析:在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正常的人群中,即使已有心梗病史,该分析也没有发现他汀获益。他用这个结果支持把注意力从单一低密度脂蛋白数字,转向整体代谢状态。
老年人胆固醇高、死亡率低,怎么理解
马尔霍特拉介绍了自己参与的一项2016年系统综述,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人群。
他们没有发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心脏病之间的明确关联,却发现它与全因死亡率呈反向关联:统计上,低密度脂蛋白越高,死亡率反而越低。
他的可能解释是,胆固醇参与大脑、激素和免疫系统的功能,老年人又更容易受到感染影响。他还提到低胆固醇与癌症的关联,同时明确保留:有关联,不能直接说已经证明因果。
海曼在这里提出反问:这是观察性资料,低胆固醇也可能是营养不良、癌症或其他疾病造成的。会不会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在生病,才同时出现低胆固醇和较高死亡率?
马尔霍特拉回应,他们考虑了这种可能,并用回溯5年或10年等方式分析时间先后,结果仍然存在。
遗传性血脂异常,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方案
海曼特别追问了两类人:有遗传性血脂异常的人,以及体形较瘦、运动较多,却在增加饱和脂肪后血脂明显升高的人。
两人都承认,饱和脂肪并非对每个人都产生相同影响。马尔霍特拉引用的资料中,某些人群在饱和脂肪超过总热量约18%时,血脂出现不利变化。他也遇到过纯肉饮食患者,减少饱和脂肪后,血脂改善。
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,他援引的资料是:未经治疗的男性中,约一半会发生过早的心脏病;女性中约三成会发生。另一半男性、约七成女性,并没有出现这种结局。
他因此继续比较:同样有很高的低密度脂蛋白,哪些因素把两组人区分开了?
在他介绍的分析里,脂蛋白(a)更高的人,心脏病风险更突出;而考虑胰岛素抵抗后,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风险几乎回到健康人水平,只略高一些。他特别提到两个标记:正常腰围和较低胰岛素。因此,他把减少糖、超加工食品和精制碳水,作为这类患者生活方式调整的重点。
对于脂蛋白(a)较高、整体风险也较高的患者,马尔霍特拉会考虑低剂量他汀,同时认真落实饮食、运动和压力管理。
他选择低剂量,是因为较高剂量更容易带来副作用。
检查更多,还是先问结果会改变什么
海曼希望更全面地了解心血管风险,包括胰岛素、载脂蛋白B、脂蛋白(a)、脂蛋白颗粒数量和大小,以及炎症指标。
他认为,有些代谢变化还没有发展成疾病,就值得尽早知道。等到糖尿病已经出现,可能错过了更早干预的机会。
马尔霍特拉更强调另一个问题:做完检查,结果会不会改变处理方案?
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结果,增加检查也可能只增加焦虑。他遇到过患者因为低密度脂蛋白“高”,长期担心自己即将死于心梗;完整评估后,实际估计的风险却只是10年内约2%,远不是患者想象的5年内80%。
两人没有在所有检查上达成一致,但都认可提早发现胰岛素异常的价值,也认可患者自己的偏好:有人希望知道更多信息,就需要帮助他把结果解释清楚。
压力管理,可能影响的不只是心情
生活方式不仅是饮食和运动,马尔霍特拉尤其重视慢性压力。
他介绍了一位印度心脏科医生开展的综合项目:富含膳食纤维的素食、每天两次各30分钟的快走,以及王瑜伽冥想。马尔霍特拉说,项目报告中的一些冠状动脉狭窄,在约两年内从70%降到50%,或从50%降到30%。
在该项目进一步的分析里,每天约40分钟王瑜伽冥想,是与病变逆转独立相关的因素。马尔霍特拉还亲自到印度查看过患者和血管造影资料。
他强调,这不只是坐下来呼吸。参与者也重新处理愤怒、伴侣关系、工作压力和对物质生活的执着。
他提出的可能过程是:长期压力增加低度炎症;压力减轻,炎症下降,身体才有机会修复。
胆固醇降下来,不代表其他风险都消失了
马尔霍特拉最担心的,是一种“已经受到保护”的错觉。
他见过患者因为吃了他汀、胆固醇变低,就觉得可以继续吃快餐。体重增加、胰岛素抵抗加重,其他风险却没有消失。
减少吸烟、改善饮食,以及更好的急性心梗救治,都不能被一个胆固醇数字替代。谈到心脏病死亡减少时,他特别提到戒烟、急诊支架或溶栓,以及除颤器的作用:心梗后最初24—48小时容易发生危险心律失常,及时除颤能够救命。更会抢救患者,与阻止疾病发生,是两个不同问题。
访谈结尾,两位医生把重点放回知情决策:没有要求所有正在服用他汀的人都停药,而是先把自己的获益、风险和治疗选择了解清楚,再与医生讨论。
药物可以是其中一个工具,生活方式则需要同时认真落实。海曼强调,食物作为治疗工具,也要考虑吃什么、吃多少、持续多久,而不是只说一句“食物是药”。
马尔霍特拉更在意的是,治疗除了改善化验数字和长期风险,还能不能让人过得更好。饮食、运动和压力管理带来的改善,也包括更多精力、更好的睡眠和生活质量。
参考信息
本文是对原作者视频内容的总结。如需了解完整内容,请观看下方链接中的原视频。
- 英文原片:Statins Exposed: Why the Evidence Doesn’t Match the Hype,频道:Mark Hyman, MD;主持人:Dr. Mark Hyman;嘉宾:Dr. Aseem Malhotra。
- 对应官网节目与完整转写:第1003期,How to Naturally Lower Cholesterol with Dr. Aseem Malhotra,官网发布日期2025年1月29日,标注时长1小时27分钟。
- 嘉宾背景:阿西姆·马尔霍特拉官网履历,教育经历另见上述官网节目介绍。
- 主持人背景:马克·海曼官网介绍。
- 小红书原文
- 视频内容、来源与核对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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