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型糖尿病,也有胰岛素抵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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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 Andrew Koutnik 与 Nick Norwitz 的访谈及中文解说,整理1型与2型糖尿病的代谢重叠、低碳饮食与胰岛素需求的相关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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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9月20日

Andrew Koutnik 博士是一位研究营养、代谢健康与1型糖尿病的科学家,本人也是1型糖尿病患者。据其官网介绍,他曾与哈佛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、NASA及美国国防部等机构合作。这次,他接受了 Nick Norwitz 的访谈;Nick 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医学院医学学位,主要从事代谢健康科普。

这篇文章综合“久不利多”的中文解说与英文原访谈,整理两人关于胰岛素抵抗、低碳饮食和糖尿病照护的主要观点。

谈到1型糖尿病管理中最大的误解,Koutnik 的回答是:胰岛素被发现以后,人们逐渐相信,只要注射胰岛素,就可以随意吃东西,并获得与没有糖尿病的人一样的健康结果。他认为,这种理解低估了饮食、血糖波动与胰岛素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
通常,人们把1型糖尿病理解为自身免疫过程损伤胰岛β细胞,导致胰岛素不足;把2型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联系起来。Koutnik 强调,两者有不同的诊断依据,但代谢问题可以重叠。

他援引胰岛素钳夹研究指出,一些较年轻、体重较低、没有明显内脏脂肪堆积的1型糖尿病受试者,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胰岛素抵抗。因此,在他的解释里,身材瘦、缺乏自身分泌的胰岛素,并不意味着身体对注射进来的胰岛素一定敏感。

当1型糖尿病患者又出现肥胖及其他类似2型糖尿病的代谢问题,访谈把这种情况称为“双重糖尿病”。Koutnik 担忧,原有的血糖管理困难与肥胖相关风险叠加,会进一步增加疾病负担。他还引用研究,讨论肥胖与新诊断1型糖尿病的关联,主张重新关注自身免疫疾病与代谢状态之间的联系。

他也提醒,1型糖尿病可以在成年后出现。一些成人患者起病较慢,早期仍有部分胰岛素分泌能力,容易被当作2型糖尿病;访谈因此提到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(LADA),强调不能仅凭年龄和体型判断类型。

那么,为什么身体缺胰岛素,却又可能出现高胰岛素水平和抵抗?两人把讨论转向了胰岛素进入身体的路径。

按 Koutnik 的解释,正常情况下,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先经门静脉到达肝脏,再有一部分进入全身循环。皮下注射则改变了这个顺序:胰岛素从外周组织吸收进入血液,分布和起效时间都与自身分泌不同,可能使外周组织长期暴露于较高的胰岛素水平。他将这一问题称为“医源性高胰岛素血症”。

他提出,持续偏高的刺激,可能使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减少,也可能影响细胞内部传递信号的过程。中文解说把这种变化比作长时间听很大声的音乐,听久了,对原来的音量渐渐不敏感。按照访谈的解释,血糖波动、炎症及其他代谢变化,也会参与其中。

这也是他为什么主张:观察糖尿病管理效果时,既要看血糖,也要看身体需要多少胰岛素才能维持这个血糖。

低碳饮食在这条思路中扮演什么角色?Koutnik 的解释是,减少一餐中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葡萄糖负荷,通常可以降低处理这一餐所需的胰岛素量。这样做的意义,还涉及日常生活中难以完全预测的波动。

他举了运动的例子:注射胰岛素后,如果突然增加活动,外周血流与胰岛素敏感性都可能发生变化,原先估算的剂量就可能产生更强的降糖作用。中文解说进一步提到压力、患病和睡眠等变量。Nick 把每餐中的这些不确定因素比作“轮盘”上的倍数。Koutnik 认为,当起始胰岛素需求较小,即使出现类似的变化,作用偏差的绝对幅度也可能较小,从而帮助降低严重低血糖的风险。

访谈由此谈到一个两难:因为害怕突然低血糖,有些患者长期把血糖维持在偏高水平。Koutnik 希望通过降低饮食带来的血糖波动和胰岛素需求,让接近正常的血糖与更高的安全性能够同时实现。

两人也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。按访谈中的叙述,他从2013年开始采用低碳生酮饮食,曾把糖化血红蛋白(HbA1c)降至5.5%,在改善血糖的同时,胰岛素用量减少约43%。他把自己持续多年的经历作为这种管理思路的例子。

不过,英文原访谈明确保留了一个优先顺序:如果控制血糖与减少胰岛素用量发生冲突,控制血糖更重要。Koutnik 提到,长期研究已经显示,即使用了更多胰岛素,只要血糖控制得到改善,相关并发症风险也能下降。他追求的是在良好控糖的前提下减少胰岛素需求;他也明确说,自己至今仍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。

他还谈到,1型糖尿病的用量需求并非只受碳水化合物影响,较高的脂肪摄入也可能改变胰岛素敏感性。这也是他强调需要理解具体代谢反应、为患者提供专业支持的原因。

访谈的后半段,讨论从个人管理转向了营养教育和医学指南。

Koutnik 认为,低碳饮食用于2型糖尿病,已经积累了较多关于血糖和体重变化的研究;用于1型糖尿病,则存在患者经验、病例报告和观察性研究,但长期随机对照试验仍然不足。他提到一项涉及300多名患者的调查型研究,并明确将它归为观察性证据。

他的批评集中在一个落差:一些患者已经在尝试限制碳水,却难以得到足够的医疗指导。Nick 引用一项加拿大调查称,75.6%的受访营养师几乎没有接受过低碳饮食临床应用方面的教育;Koutnik 补充,有些营养师也感到缺乏团队支持。在他看来,患者与医护人员都需要更具体的培训和操作指导。

谈到指南时,他认为部分机构过度依赖特定形式的研究,对已有的患者经验和观察性证据回应不足。他也质疑部分儿科建议对低碳饮食风险的论证方式。Nick 则提出,医疗决策需要权衡可能的获益与伤害,长期饮食研究又面临执行、经费和难以实施双盲等现实困难。这些都是两人在访谈中提出的评价。

为什么相关研究不够?他们把原因之一归于资金和激励。药物与设备有明确的商业回报,更容易获得研究及推广投入;改变购物篮中的食物,却缺少同样的商业动力。Koutnik 强调,他认可胰岛素及相关技术的价值,也不认为医护人员在故意伤害患者。他希望公共资金、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,更积极地研究营养干预,并把结果转化为患者与医护人员能够使用的指导。

访谈最后,Nick 注意到 Koutnik 身后墙上孩子们写给爸爸的话,话题回到了家庭。Koutnik 说,过去血糖警报常常让妻子夜里醒来;他希望健康地陪伴孩子长大,也希望孩子们看到,即使面对这样的诊断,仍然可以主动了解身体、寻找资源、争取更好的生活。

对他而言,推动这场讨论的动力,来自自己每天的管理经历,也来自那些希望孩子少受疾病影响的父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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